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期的萧军日记

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期的萧军日记

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》,并加了“按语”。这些“按语”直接由毛泽东起草,说明胡风的文艺思想在中共高层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强烈。

五月十七日凌晨,胡风在家中由刘白羽带路来的公安部执行人员从家中带走。所以,《胡风全集》中收录的日记,到五月十五日止,十六日没有来得及记日记。《胡风全集(10)》中没有收录胡风之后的日记,胡风的家属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说明。

五月十八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对胡风的逮捕审查。五月二十四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大量的编者按语,并发布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》。接着,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在五月二十六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,通过了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、撤销他担任的一切职务、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等决议。

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后,全国文艺界批判胡风的文章真可谓满天飞。一九五五年的全年《文艺报》目录一查阅,我们就很清楚当时全国文艺界的“一边倒”趋势。胡风被认定为全国人民的“罪人”,其负面影响及其给胡风本人、胡风家人造成的伤害,我们可想而知。文人之间的绝交信也大量的流传开来。

不过,此时处于文坛边缘被彻底边缘化的东北现代作家萧军,却并没有赶这个“时髦”去写胡风的批判文章。七月七日,萧军收到冰夷送给他的“绝交信”,其原因就在于“自胡风事件揭露后,因我与其相识,又因我有‘东北事件’,于是群起惴惴,而我又未写文章以‘自表’,他竟来信和我绝交,恐为我所累。”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中,表达了自己对胡风事件的“看法”:

自从胡风事件以后,有些人劝我,应写文章表明态度,这对我有“好处”等等。我的考虑是不同的,有以下一些理由,我决定不写什幺:1.一般人全知道我和胡风认识很早(这是事实,一九三四年冬在上海,由鲁迅先生间接介绍的,那时胡风在左联工作),加上我在东北被刘芝明,东北局(高岗主持)批评过,会疑心我和胡风集团有什幺连结,此时我写文,也可能有“表白自己”“掩护自己”的嫌疑,因此我决定让这事件澄清以后再说。2.在我的“东北事件”未得到“明朗”宣布以前,我是决定任零碎文章不写的(小说例外),过去是如此,此后也如此。……

萧军认定自己的态度,“我是决定不写什幺,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对胡风还有‘感情’,立场不明确,这也随他们去”,显得很乾脆也很直率,这真符合萧军的“军人气质”。七月二十六日,萧军看到《光明日报》刊载了一则有关山东大学的“消息”,从而勾起自己对一些老友的怀念,包括胡风、聂绀弩、吕荧、方xx(萧军日记中隐去,本文遵照萧军日记的处理方式也隐去),此时吕荧和方xx就在山东大学工作。萧军在本日日记中写到:

胡风,绀弩,吕荧,方这全是我所认识的,而且历史全不短,方近乎三十年,胡近二十多年,吕也有十几年。而今天,他们全各种不同的有了“问题”,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沉的痛苦,不管从革命立场出发,从个人的友谊关係出发,全不能使我轻鬆。如果这些人真正堕落到“反革命”的道路上,而我和他们认识如此之久,竟不能觉察,这说明自己昏庸到何种程度;但是作为一个人,一个朋友……我确是从来没有觉察出他们有企图反对共产党,推翻人民政府这气味。不正确的言论,思想,感情,牢骚是有的,说他们要忠心蒋介石,企图让美帝国主义来统治中国,除非把确凿的“特务组织”的凭证摆在我的面前,我不能相信他们会堕落到如此卑鄙的地步!

儘管自己处在文坛的“边缘地带”,萧军还是对胡风事件进行了评估。他认为,经历此次胡风事件之后,文艺界(直白地说应该就是作家型知识分子们)可能发生三种倾向:(1)“谨小慎微,不敢负责,对于每个人全怀疑,不敢信任,对于稍稍有些突出的作品,就不敢出版,或拖延,或者改而又改,才能出版”;(2)“或者取得了这一次另一面的教训,严格纠正缺点,团结作家,明(应为”命“——笔者注)他们开展创作,使文艺界好好活跃起来”;(3)“或者一麵糰结,一面斗争”。

根据他的经验和估计,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,“文艺界一时澄清和活跃是不可能的,至少要三两年以后”。萧军的这个估计还是比较有意思,迟至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之后,文艺界的再度繁荣才得以实现,那被文学史称之为“百花时代的文学”。

萧军据此对自己的文坛处境表达了“看法”:(1)“对我的作品,就儘可能限制,不使它顺利,不大量出版,以免扩大我的影响”;(2)“已出版的作品,要限制印行,或不再印行。未出版的作品如《过去的年代》,短篇集等,儘可能拖延,或不再出版”;(3)“等待相当机会,或者再对我的思想和历史彻底清算一番,或者在文学上就消灭我,除非我认真‘低头’,就不甘休”。

萧军的这种预测,果然在之后的文学出版过程中遇到。他的长篇小说《过去的年代》就遇到了这种情况,迟至一九五七年六月,小说分为上下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,初版印数一万三千册,定价三元五角。

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的同时,再一次批判萧军也浮出了水面,这就是《萧军思想批判》一书的“再版”,它表明: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是正确的。

一九五八年三月,配合反右运动以来的作家批判运动,《文艺报》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掀起了“再批判”浪潮,其中仍旧有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萧军,他再一次被与丁玲、王实味、艾青、罗烽等人捆绑在一起进行了严厉批判:“王实味、丁玲、萧军的文章,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,在白区大量印发。萧军、罗烽等人,当时和丁玲、陈企霞勾结在一起,从事反党活动,丁玲、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,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”。

当然,萧军在反右运动期间,虽然没有成为实实在在的“右派分子”,但他在意识形态的监控部门看来,仍旧是一个“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”。之后至文革期间,萧军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版的机会。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,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与女作家萧红的合着《跋涉》,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。

《记忆》2015年10月31日